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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报告——《美国全球监听行动纪录》。报告显示,经过几个月的查证,中国发现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披露的美国“棱镜”秘密项目有针对中国的窃密行为,内容基本属实。
这是棱镜门事件发生一年多后,中国首次对涉及自身的监听窃密问题进行官方表态。报告称,美国的监听行动涉及到中国政府和领导人、中资企业、科研机构、网民、手机用户等。信息安全话题由此再次触动人们的神经。
对个体而言的隐私信息,带来的可能是经济损失。但如果隐私信息达到一定数量级的规模,往往会上升成社会公共安全层面或者国家安全层面的公共事件。业内人士表示,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信息等大数据事关国民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必须引起重视。
“随着芯片、网络、软件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手机已经不单是通话的工具,手机和计算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模糊;我国已有数亿人拥有手机,短信等信息交流被大多数人接受,手机传播已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之后的‘第五媒体’;手机的商业应用同时导致手机泄密事件增多,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随着手机服务器的出现,国家安全受到新的威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宝国认为,手机的信息管理和传播功能强大,影响面广,同时具备隐蔽性强、灵活机动等特点,对我国的信息安全、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影响极大。
陈宝国举例介绍,手机定位和窃听可以远程监控关键人物的动向和位置,了解机密谈话信息,直接威胁国家领导人等关键人物人身安全。另外,通过手机定位,可以掌握一批相关领域人员整体动向,进而可以判断出国家重大技术或政策进展情况,掌握最新经济和政治动向。
正是基于此,今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首次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并要求构建包括信息安全在内的11个领域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红、橙、蓝、绿”——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宁家骏将信息安全由低到高划分为这四个等级。他评价中国近些年信息安全形势,“确实比较严峻复杂,但整体仍属可控状态,可以说总体安全形势是蓝色,局部是橙色”。
宁家骏介绍,自2003年以来,在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和指导下,中国一直加强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已经初步建立一套比较成功的防护体系,基本防御了黑客攻击和信息监听窃取,还制定了包括预警感知、防御、清除、反制等措施,有力打击了网络犯罪,成效显著。
“如今国家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已将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来建设。发挥举国体制优势能更好地发展信息安全产业。”宁家骏说。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研究员、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林东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要实现信息安全,关键词在“自主可控”四个字。“设备都是人家生产的,而且咱们掌控不了,这是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要努力克服的问题”。
林东岱也向记者坦言,在全球化趋势下,不可能所有设备都由自己生产,但至少应做到“可控”,即对一个产品的安全状态有清晰的认识和有效的安全检测、安全评估,保障它不会出问题。
而在技术和设备的进步之上,林东岱认为,更应该提高的是国民的意识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保障。他建议,在保障信息安全方面要有统筹的考虑,既包括国民意识提高,也包括法律法规完善和技术进步,还包括互相之间的匹配、协调。
“从政府相关部门到各行业主管机构,已经从全局的角度,开始对网络安全保障问题,进行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逐步完善网络信息安全制度,力图在顶层建设一个良好的信息安全屏障。”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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